一场没有跳球的比赛,最终在战绩表上留下 0 比 20 的结果。2022 年 CBA 常规赛,广东宏远因疫情防控未能按时参赛,被判负于北京控股,争议点集中在特殊情况下直接判负的处理方式上。比分之外,更值得追问的是规则怎么规定,判罚依据落在哪一条,技术手段能不能介入复核,同类情形在别处又如何处理。一支球队的赛季走向,有时就被这样一场没有开打的比赛改写,这些都需要摊开来看。
一场比赛没有开打,记分牌上却先有了结果,这在篮球竞赛规程里并不算罕见。2022 年 CBA 常规赛的那次处理中,广东宏远被记作 0 比 20 告负,北京控股则拿到一场胜利,球队的赛季战绩表因此多出一栏。这样处理的核心,是把参赛义务和比赛结果拆开来看,缺席本身构成了一种独立的事实认定。
比分为何要写成固定的 20 分,而不是 0 比 0 或者直接留空,道理在于联赛的排名体系。胜场、胜率之外,得失分差常常被用来区分名次,若弃权场次记 0 比 0,等于让一方在净胜分上占了便宜。J9统一按 0 比 20 计入,各队的横向比较才有共同基准,这是规则设计时反复权衡过的地方。
对广东宏远而言,这场判负意味着一场失利先于任何一次跳球到来,球队的赛季起步因此被改写。争议也由此产生:疫情属于外部不可控因素,与主观罢赛或迟到误场并不相同,规则条文里对不可抗力是否留有弹性,成了讨论的焦点。同一套记分办法,放在不同成因上,观感差别很大。
判负不是临场裁判的哨声决定,而是竞赛规程里参赛义务条款的延伸。联赛规程要求各队在规定时间抵达赛区并完成出场流程,未能做到的一方承担责任。广东宏远的情形被归入未按时参赛,处理方式随之落到记分与判负这条线上,而不是交给裁判员在场上裁量。

做出判罚的主体也值得分清。场上发生的违体、技术犯规由裁判员当场处理,而弃权、未按时参赛这类涉及赛程整体的事项,通常由联赛纪律部门按规程作出认定并对外公布。从这个角度看,0 比 20 更像一份程序性决定,广东宏远拿到的这一结果,正是这类决定的产物,它的说服力取决于依据是否清晰、说明是否充分。
争议的核心落在特殊情形这四个字上。疫情属于公共卫生事件,防控要求并不由球队自己决定,广东宏远即便有意参赛也难以按时到场。规则如果只写未按时参赛即判负,执行起来固然整齐,却也容易在特殊情形下显得生硬。是否设置申诉或豁免通道,可能成为后续规程调整的方向。
技术手段在这类事件里能起的作用有限。回放系统、计时设备、赛区签到记录都属于可以调取的材料,但它们证明的是有没有到场、到了什么时间,而不是应不应该判负。广东宏远的缺席事实一旦由记录确认,录像回看就失去了翻转结论的空间,这一点与场上判罚存在本质区别。
对照来看,场上判罚的技术介入已经相当成熟。关键球是否出界、投篮是否在时限内完成,都可以通过即时回放中心与教练挑战机制复核,裁判员看完画面再改判的情形并不少见。这套流程的前提是争议发生在比赛过程之中,有影像可依;而参赛资格与赛程履行属于管理层面,复核路径自然不同。
因此,把期待寄托在技术复核上,恐怕难以解决 2022 年那次的争议。录像能还原现场,却还原不了规则没有写明的情形。真正需要补足的是条款本身:什么算不可抗力,谁来做认定,认定之后如何调整赛程与记分,这些属于制度设计层面的问题,技术只能提供证据,无法替代判断。
放到更大的范围看,弃权或未按时出场被判负并非孤例。国际篮联的竞赛规则里,对球队未按时出场有明确的判负条款,比分按对方获胜记入,各国联赛也普遍保留类似罚则,目的都是维护赛程的严肃性。差别往往不在有没有罚则,而在罚则之外有没有配套的特殊情形处理办法。
横向对照能看清争议的来源。同样是 0 比 20,若一方是无故缺席,判罚几乎不会引发讨论;而当缺席源于疫情防控这类外部原因,同一比分就会被读出不同的意味。广东宏远这次的情况之所以被反复提起,恰恰因为它把规则的刚性摆到了台面上,让人看到条文与现实的落差。
把几处判罚并排来看,结论其实并不复杂。规则需要刚性,否则赛程无法维系;规则也需要程序上的缓冲,让特殊情形有据可依地走完认定流程。广东宏远遇到的那次判负,把两者之间的张力摆上了台面,后续若在规程中细化不可抗力的认定与处理,类似的争议就有可能减少。
2022 年的这道判罚,最终写进了那个赛季的战绩表,也写进了关于规则的讨论里。对广东宏远来说,它是一场没有开打的失利,也是一次被反复引用的案例。对联赛来说,它是一份关于规程如何应对特殊情况的提醒。随着赛程管理逐步常态化,这类判罚出现的概率在下降,但它提出的问题没有自动消失。
回到最初的问题:特殊情况下直接判负是否合理?答案可能取决于规程是否为不可抗力留出可操作的程序。广东宏远的这次判负,至少让这个问题被认真讨论过一次。